2021年，徐舒父亲去世时，伸了个懒腰，打了三个呵欠，便慢慢停止了呼吸。徐舒看着父亲“惬意”的死亡过程，没有悲伤，她甚至有些羡慕和一丝成就感。

　　2016年，母亲的离世，曾困扰徐舒五年之久。母亲死亡的经历击碎了她“送医院抢救才是孝顺”的从众认知，现实的体验是：送母亲进ICU等于让她孤独赴死。重症病房不允许家人陪伴。一道门，隔绝了母亲与家人的联系。

　　在相信医学的当下，大多数人都信奉“生命不息，抢救不止”，相信将亲人送到医院，尽可能地抢救和延长其生命，才是作为子女应尽的孝道，似乎这样才算竭尽全力了。

　　走到生命尽头的人们到底需要什么？是在身体备受病痛折磨时，浑身插满管道，身边布满滴滴作响的仪器，花费巨额医疗费进行没有质量的抢救？还是做好后事安排，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体面地离去？

　　65岁的徐舒，如今是海淀医院安宁病房的一名临终关怀志愿者，在过去几年里，她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先后送走了母亲与父亲，我和徐舒聊了聊有关死亡的话题，试图通过她的经历窥见我们终将面对的生死世界。

　　我们要如何面对死亡？我们有没有权利自己做选择？当亲人身患重症，即将走到生命尽头，我们该怎么开口道别？逝者离去，生者又该如何与哀伤共处？

　　头一天夜里，由于母亲的病情急剧恶化，处于肺癌晚期的身体出现吞咽障碍、骨转移疼痛加剧、脚趾坏死等情况。

　　徐舒将母亲送往医院，希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到医院可以缓解。去的当天是周日，医生告知，病房不给阿类止痛药，要周一早上八点之后才能给患者用。她想着母亲贴着透皮贴（一种经皮肤给药的癌痛镇痛药物），并且是加量贴的，熬过那一晚应该没问题。

　　办理好住院事项后，母亲希望徐舒先开车将父亲送回家，不用担心自己。看着疲惫不堪的父亲，徐舒衡量后答应了。

　　回到家已是后半夜，安顿好父亲，徐舒本想立马返回医院，却不小心在沙发上打个盹儿。来回的奔波，让她不知不觉沉沉地睡去。

　　第二天一大早，徐舒早早去到医院。可谁料主管医生，直接下了病危通知。病床上的母亲症状像是中风，说不出话来。

　　徐舒很愤怒，透皮贴撕了再放回去会失去效果，病房的空调冷风直直吹到母亲身上，母亲居然在没有任何止痛措施的情况下，生生疼了一夜，疼到中风，无法讲话。

　　她想指责，病床上的母亲呜呜地喊她，朝她摇了摇头。母亲眼角还流着泪，仍然努力地笑了笑，不想她再埋怨。

　　突然之间，母亲就失去了交流的能力。她尝试用力调整口型，矫正自己舌头的位置，但说出来的都只是呜噜呜噜的声音，像一扇吱吱作响的门，病怏怏地晃动。

　　母亲又尝试手写，努力地在本子上划拉着，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，最终绝望地甩开手，不再尝试，只是默默流泪。

　　母亲消化道轻度出血，医生不让进食喝水，营养液也停掉。母亲不想做“饿死鬼”，在探视的半小时内，徐舒买了一杯甜豆浆，想给母亲喂一些，母亲急切地想喝，可刚喂了三勺，病房里喇叭就响了，不允许家属喂食。

　　母亲变得越来越轻，点头摇头变得困难，逐渐陷入昏睡，脚趾由疼痛难忍的紫红色变成了没有知觉的黑紫色，右胸的上方开了个洞，下了七根管子进入身体。

　　2016年7月22日凌晨，送往医院的五天后，徐舒母亲在ICU孤独离世，没有交代后事，也没有告别。

　　徐舒为母亲换衣服，母亲的身体冷冰冰，肿肿的，胸前的那个洞还在不停地往外冒水，全是输进去的液体，怎么擦都擦不干净。终于不再往外涌液体了，衣服穿好后，徐舒一抱母亲，水又涌了出来，后背被浸透。

　　离开病房去往太平间的路上，母亲的遗体被推入了垃圾专用电梯，腐臭味扑面而来，一路上到处都是垃圾桶，徐舒心头一紧，人死了就要被视为垃圾了吗？

　　如果没有亲眼见证，健康的人很难想象，人到暮年时的那种疲惫、痛苦和不堪，临终时，生命里已不再有“体面”和“尊严”。

　　头两年，癌症似乎并未影响到母亲的心情，她坦然面对自己患癌的事实，珍惜与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。徐舒也尽力帮母亲完成所有的心愿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一大家人去照相馆拍了四世同堂的全家福；每个周末，所有的小家庭都会赶往母亲的家里，一起聚餐；母亲的童年是在海边度过，徐舒就在山东乳山买了套房子，带着父母去住了一段时间，又和哥哥陪父母回了趟母亲的老家辽宁。

　　到了第三年，随着病情的恶化，母亲开始留恋这个世界，期待奇迹出现，频繁上网查看是否有抗癌新药实验期招募，希望能有试药的机会。她问当医生的孙子，“我现在开始听话，好好吃药，能不能让我多活一两年？”

　　走在人生边上，本不信佛的她，一日，突然拿出朋友送她的佛经放在枕边，又把佛像供在房间里，双手合十不断祈求佛祖护佑。

　　徐舒看着母亲临时抱佛脚式的拜佛，感受到了母亲对死亡的恐惧，像濒临溺水的人在淹没窒息前，急切地想要抓住点什么。

　　愧疚感和负罪感充斥全身，她对送母亲去医院的决定后悔不已，一遍遍想象母亲一个人在漫漫黑夜中孤独地走向死亡。

　　徐舒本以为，如果父亲不去遗体告别，那他心中就可以永远保留妈妈活着的样子。可当她们结束仪式回到家，和父亲诉说关于母亲后事的处理情况时，父亲流着泪，闪躲着回应，不敢看母亲的遗像。

　　当她把遗像安顿好后，父亲忽然问她，“你妈妈没死，对吧？她还在医院，对吧？” 回过神后，父亲躲到自己的屋子里。晚饭时间，她喊父亲吃饭，父亲说，“你怎么不喊你妈妈一起吃饭？”

　　从那天起，父亲陷入一种混乱和恍惚之中，他后悔自己没坚持去送妻子最后一程，他对徐舒说，“我没去送你妈妈最后一程，我怎么能不去送她啊！”为了麻痹自己，他宁愿假装妻子还在。

　　他常常自言自语、默默流泪，有时会念叨，“我没脸活着，你想办法让我死吧。”他甚至买了条绳子，准备去公园找棵树。

　　每天夜里十二点到凌晨两点，他都会起来找老伴儿。他摸索走入女儿的房间，坐在床边，絮絮叨叨地说一些话，帮床上的人掖好被子。发现床上的人不是妻子后，就开始哭。此后，在母亲去世后的五年里，父亲每天如此。

　　白日里，徐舒不敢离开父亲半步，每当她离开一小会儿，父亲总会疯狂地打电话找她。母亲去世后，她仿佛代替了母亲的位置，父亲变得一刻也离不开她。她没法去工作，没法出门透透气，只要看不见她，父亲就会发脾气。

　　对母亲没有善终的悲伤与自责，以及没让父亲好好道别的歉疚，缠磨着徐舒，令她喘不过气来。生活里充满仓促不安，一团杂乱。她整个人浑浑噩噩，消极低沉，也陷入抑郁。

　　2017年1月，徐舒体检被确诊乳腺癌。她得知消息后，只觉得解脱，心里想，“老妈，我终于可以上去陪你，去你身边赎罪了。”

　　她做了手术，在治疗期间，她将父亲和家里的保姆一起送到养老院，方便照顾父亲的起居。养老院环境不错，有专业的护理服务，最重要的是老人们聚在一起有共同语言，下棋，写字，画画，唱歌。徐舒一周三次去养老院看望父亲。

　　许是换了环境，父亲逐渐适应了养老院的生活，状态也逐渐好转。徐舒也因此得到喘息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。

　　她出去旅行，放松自己。在旅途中的那两年时间，她一直在思考，“如果病情恶化，那我准备死在哪里以及我要怎么死？”

　　徐舒不害怕死亡本身，但她害怕痛苦、孤独无助地走向死亡。她一度觉得， “宁可去跳海跳楼，也不想被送进ICU。”

　　2019年7月，徐舒看到母亲家楼上的邻居、北京海淀医院血液肿瘤科的秦医生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招募安宁病房志愿者。

　　她介绍了安宁的概念：病情不可逆的生命末期患者，在安宁病房可以缓解身体的不适症状，但不再以治疗疾病为焦点，既不加速也不延缓死亡，接受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。患者还可以有尊严、有温暖、有陪伴地告别这个世界。

　　第一次走入安宁病房时，她带着一丝忐忑和不安。她本以为那会是“将死之人的聚集地”，有复杂的输液设施，有此起彼伏滴滴作响的仪器，以及痛苦不堪、哀嚎的患者。

　　可推开门后，病房内阳光明媚，窗台上花儿开得正旺。志愿者用很温暖的语言跟每位患者打招呼，遇到卧床的患者，志愿者会俯身跟他说话，眼神温柔，充斥着爱。患者也都报以老熟人般的亲切笑容，家属们陪伴在其身边。病房里气氛温暖、祥和。

　　徐舒被震撼到了。她感叹这里的患者是多么幸福，一切都以患者的感受为主，患者说了算。而以往的经验里，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患者和家属往往诚惶诚恐。

　　她也惊讶。